第十二章 抽骨之痛 (第1/2页)
周明远卷款跑路之后，陆建设连续四天没怎么睡。
六万块的窟窿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，张着黑洞洞的嘴对着他。那是陆记三年的纯利，是十几台机器日夜不停转出来的血汗，是母亲拖着一条残腿跑了十七天才省下来的全部家底的两倍。他把账本从头翻到尾、从尾翻到头，翻了三遍，煤油灯的灯芯烧焦了一截又一截，每遍算出来的缺口都一样大——原料商的欠款、工人下个月的工资、即将到期的几笔小额借款，加上被周明远卷走的那六万块货款，加起来将近七万。
七万块。一头壮牛一百二，三间砖瓦房三百块。他把账本摊在桌上，手指按在最后一页的结余数字上，那个数字小得可怜，像一根即将熄灭的灯芯。他盯着它看了很久，久到灯芯又烧焦了一截，火苗跳了几跳，差点灭了。他伸手捻了捻灯芯，灯光重新稳下来，照着眼窝下两团青灰的阴影——那是连续几个通宵熬出来的，颧骨也比前几天更凸了，嘴唇干得起了皮，下巴上的胡茬冒出来一片青黑。
田秀芹推门进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副模样。她端着一碗热了两次的粥，粥上卧着一个荷包蛋——家里最后一只老母鸡下的，本来留着给明翰过生日。她把粥放在桌上，又搁下一碟腌萝卜，腌萝卜切得细细的，码得整整齐齐，上面撒了几粒花椒。然后她在他旁边坐下来，没有催他，只是把粥碗往他手边推了推。
“你先吃。天塌下来也得吃饭。”
陆建设没动筷子。他盯着账本上那个数字，像是在盯着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，洞口里吹出来的冷风把他的五脏六腑都冻住了。田秀芹也不催他，就那么坐着，伸手拿过账本翻了几页。她识字不多——只上过两年扫盲班，认的字加起来不到一箩筐——但跟婆婆一样，数字看得明白，那些阿拉伯数字在她眼里比汉字更诚实。她翻到被动了手脚的那几页时停住了，手指点着其中一行数字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有笔订单的回款日期和银行存单对不上，差了将近一个月。
“这笔钱根本没进来？”她问。
“进了。但进来的日子比合同晚了二十八天。”陆建设的声音干得像砂纸在木板上刮，“周明远应该挪去别处周转了一阵，补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账期。这种事他做了不止一次，只是之前每笔都补得及时，我没发现。他用后面的钱填前面的坑，一直在拆东墙补西墙，直到拆不动了，就全塌了。”
田秀芹把账本合上。她见过周明远好几回——那人说话客气，衣裳干净，笑起来牙齿白得齐整，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三七分的发线清晰利落，像是用尺子比着梳的。每次来家里吃饭都带东西，给孩子买糖，给她婆婆捎点心，嘴甜得像抹了蜜。她婆婆从不吃他带来的东西，也不说什么，只是每次都把点心盒子原封不动地搁进柜子里，连包装纸都不拆。田秀芹那时候不太理解，觉得婆婆是不是太不给人家面子了，现在她明白了——老人家见过的人比她多，那双被煤油灯熏了几十年的眼睛，看人看事比她准。
“我娘就没信过他。”她说。
“你也没信过。”
“我信的是你。”她把粥碗又推了推，“吃饭。你倒了，这个家就真倒了。你倒了，那些债主找谁去？找咱娘？找建梅？还是找明远明翰？”
最后那句话像一根针，扎在陆建设心口最软的那块地方。他端起粥碗，大口大口地喝。粥已经不烫了，米粒煮得烂烂的，荷包蛋的蛋黄还是半流质的，咬一口淌出金黄色的蛋液，混在粥里又香又稠。他把整碗粥喝得干干净净，又把腌萝卜一根不剩地吃了，然后把空碗放在桌上，重新拿起了账本。
事情得从几个月前说起。
厂里接了笔大单——省城一家贸易公司要一百匹混纺工装布，金额将近两万块。周明远拍着胸脯说这家公司是他的老关系，货款从来不拖，他以前在供销社的时候就打过好几年交道，对方的底细他摸得一清二楚。陆建设把合同看了两遍，条款没问题，公章也真，对方公司的资质他也托赵春山帮忙打听过，说是正经做进出口贸易的，在省城有好几年的经营历史。他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，就签了。
那两年周明远经手的订单没出过一笔差错。回款及时，账目清楚，客户反馈也好。他在省城租了办公室，拓展了市里百货商场的渠道，签了好几家省外客户的长期合同，每次从省城回来都带回新的订单和新的客户名片。陆建设把越来越多的权限放给他——客户对接、大额货款的代收、部分采购谈判。周明远每次都按时把钱存进对公账户，存单拍照发回来，银行回单复印件贴在账本后面，整整齐齐，像他这个人一样一丝不苟。
陆建设有时候在心里想，自己真是走了运，能遇到这么一个得力帮手。他甚至盘算过等年底分红的时候多给周明远一成——毕竟厂子能发展这么快，周明远功不可没。他还跟田秀芹提过一回，说等厂子再稳一些，想给周明远在厂里安排一间单独的宿舍，省得他每次从省城回来都得住镇上的出租屋。田秀芹当时正在给明翰喂米糊，听了这话手里的勺子顿了一下，说了一句“再说吧”。陆建设以为她是觉得厂里房子紧张，就没再提。
直到那天晚上，陆建设核对另一笔账时无意中翻到一笔三个月前的订单。那是一批发往省城的混纺工装布，金额不算大，四千多块。他本来是在查这批货的运费明细——最近运费涨了，他想看看是不是该换个运输队——翻着翻着，忽然觉得有个数字有些扎眼。那批货的回款日期，比合同约定的晚了将近一个月。陆建设皱了皱眉，印象中这笔订单的回款还算及时，没有拖太久，怎么会差了一个月？
他往前翻了翻，找到了那笔订单对应的银行存单复印件。存单上的日期和账本上登记的日期确实对不上——账本上写的是收货后三十天内到账，但实际到账日期比那个时间晚了整整二十八天。二十八天的利息差额不算大，但问题在于这二十八天的延迟，账本上没有任何备注，周明远也没有跟他提过一个字。
他的心跳开始加快。那种加快不是一下子窜上去的，是慢慢往上爬，像有一只冰冷的手顺着他的脊椎一节一节地往上摸。他又翻出一笔订单——金额一万六，回款记录栏是空的。他把那一年的银行存单全部翻遍了，没有找到这笔钱的入账记录。再往前，还有一笔两万出头的——同样的省城客户，同样的周明远经手，同样没有回款记录。他翻得更快了，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颤，纸页在他的指尖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，在安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刺耳。他把周明远经手的所有订单和回款记录从头到尾过了一遍，最后确认了一个让他浑身冰凉的事实：周明远经手的货款中，至少有将近六万块，没有入账。
六万块。不是六百，不是六千，是六万。
天塌了。
他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向后倒去，砸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。那声响在深夜里传得格外远，把院子里老槐树上的鸟都惊飞了。炕上的孩子被惊醒了——大儿子明远六岁，小儿子明翰四岁，兄弟俩挤在一张炕上。明远迷迷糊糊地坐起来，揉着眼睛喊了一声“爹”，声音里还带着困意。明翰被哥哥的动作弄醒了，眨了眨眼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小嘴瘪了瘪想哭，但看到哥哥没哭，又把哭声憋了回去，只是把脸埋进哥哥的胳膊肘里。
田秀芹赶紧从灶台边站起来，快步走到炕边，用手轻轻拍了拍两个孩子的背。她的动作很轻，节奏很稳，像是在拍两床需要整理的小被子。“没事，爹不小心碰倒了椅子，”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很稳，没有一丝慌乱，“你们继续睡，明天还要上学呢。”明远打了个哈欠又躺回去了，小孩子的睡眠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头一挨枕头就沉了。明翰翻了个身，小手攥着哥哥的衣角，很快就又睡着了，小嘴微微张着，发出均匀的鼻息。
田秀芹安顿好孩子，披上那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——棉袄是她嫁进陆家那年做的，袖子接长过两回，补丁叠补丁，但洗得干干净净——赤着脚走到陆建设面前。炕边的地面是夯土的，秋天的夜凉从脚底板往上窜，她也不觉得冷，因为她看到了丈夫的脸色。那种惨白不是冻出来的，是从心底深处泛上来的，像是身体里所有的血都被什么东西抽走了。她在车间里见惯了各种事故——梭子飞出来伤人的、机器夹了手指的、布匹断了一整根经线全部报废的——每次出了事故，工人们的脸色都不好看，但没有哪一个人的脸色像她丈夫此刻这样。不是疼，不是惊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从背后捅了一刀之后，还没倒下去但已经在摇晃的样子。
她没说话，只是从他手里轻轻抽出账本，放在桌上。账本的纸页已经被他攥出了褶皱，封面上那几个“陆记纺织”的毛笔字是他自己写的，笔画歪歪扭扭的，但每一笔都写得很用力，像是要把字刻进纸里去。她握住他冰凉的手，那双手在发抖——不是冷的那种抖，是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一寸一寸地碎裂，碎片的震动顺着骨头传到指尖。她把他的手攥在自己掌心里，感觉到他的手指在不可抑制地微微痉挛。
“建设，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醒了炕上的孩子，也像是怕惊醒了丈夫心里那头正在嘶吼的困兽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陆建设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烧红的铁，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，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，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抠出来的：“周明远……把钱卷走了。六万块。所有的账都对不上了。”
六万块。田秀芹在心里把这个数字默念了一遍。她不太会算大账，但她知道六万块是个什么概念——厂子里十几台机器日夜不停地转一年，赚的纯利也不过两万出头。六万块，是陆记三年的利润，是婆婆拖着残腿跑了十七天省下的全部家底的两倍，是明远上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全部学费的几十倍还多。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——她知道这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。她只是用力握了握丈夫的手，然后松开，转身去给他倒了一碗热水。
水是下午烧的，已经不太烫了，但她还是习惯性地吹了吹碗沿，像是在给明翰喂水时那样。她把碗沿送到他嘴边，他低头喝了一口，喉结动了一下，又喝了一口。热水的温度从喉咙蔓延到胸腔，把那股快要把他冻住的寒意驱散了一丝。他抬头看着她，她的头发散乱着，赤着脚站在冰凉的地上，身上只披了一件单薄的旧棉袄，脚趾头因为冷而微微蜷着，但她看他的目光是稳的，像是在说：你说吧，我听着。天塌下来，我跟你一起扛。我扛不动整片天，但能扛你扛不动的那一半。
“秀芹，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木板上刮，“我对不起你。那对镯子……我本来打算今年给你赎回来的。”
他说的镯子，是田秀芹嫁过来时唯一的陪嫁——一对银镯子，她娘家的老银匠打的，镯面上刻着缠枝莲花的纹样，银质厚实，入手沉甸甸的。结婚那天她戴着那对镯子，在煤油灯下看了很久，银镯子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，镯面上的缠枝莲花被磨得光滑发亮。后来厂子扩大生产缺钱，是她自己把镯子摘下来，用红布包好，放进柜子最深处，说“等以后日子好了再戴”。再后来厂子里周转不开了，她又把镯子拿出来当了，当票压在柜子底下，从来没跟陆建设提过一个字。陆建设是后来翻柜子找旧账本时无意中看到那张当票才知道的——当票已经泛黄了，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，但金额和日期他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“镯子算什么。”田秀芹打断他，声音很轻但很稳，没有一丝犹豫，“人还在，厂还在，比什么都强。你爹当年一架破纺车都撑过来了，咱现在有这么多机器、这么多工人、这么多客户，还能被六万块压死不成？钱是人挣的，也是人花的。没了再挣。”她顿了顿，伸手把他额前一缕垂下来的头发拨到耳后，手指在他冰凉的额头上停了一下，“你还记得咱娘第一次见我的时候问我啥吗？她问我怕不怕吃苦。我说不怕。这话一辈子都算数。”
陆建设低下头，把脸埋进妻子的肩窝里。她没有再说话，只是站在那里，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后背上，另一只手拢着他散乱在耳边的头发。她的手指粗糙，骨节粗大，指腹上有被纱线割出的细密伤疤——那是长年累月在车间里叠布、理纱留下的痕迹。但她的动作很轻，像是在给明翰掖被角时那样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一下，又一下。过了很久，陆建设直起身来。他的眼眶是红的，但没有泪。他把桌上的账本重新翻开，翻开那几页被周明远做了手脚的记录，一只手指点着上面那些打了红圈的数字，另一只手拿起电话听筒。
“秀芹，你帮我做件事。明天一早，你挨家挨户去通知那些跟咱们合作的农户，告诉他们周明远跑了，但陆记的订单照常做、工钱照常结。谁要是听到什么风言风语、担心拿不到钱，让他们直接来找我。”他顿了顿，拿笔的手在账本上划了一道很深的线，笔尖几乎把纸划破了，“我不能让这些跟着我干了这么多年的乡亲被牵连。他们当初信我，把血汗钱都塞给我了，我不能让他们跟着我一起掉进这个坑里。”
“行。”田秀芹应了一声，松开握着他的手，转身进了里屋。她不是去睡觉——天快亮了，还睡什么。她在柜子里翻了翻，翻出一块干净的白布，把明翰踢破了的棉袄袖子包好，又给明远理了理书包。做完这些她又去了一趟灶台，把晚上的剩粥热上，又在粥里加了一把红枣——陆建设这几天眼窝都陷下去了，得补补血气。她想了想，又从柜子最深处翻出一个小布包，里面是婆婆上次回娘家带回来的几块老姜，她切了两片放进粥里，老姜的味道辛辣刺鼻，但驱寒最好。
灶膛里的火重新亮起来的时候，天色还是黑的。田秀芹坐在灶台前，手里拿着烧火棍，火光照在她脸上，把她的表情映得忽明忽暗。她在想明天要走的路线——先跑哪几家、后跑哪几家、哪几家最容易被谣言吓到、哪几家需要多花时间解释。她在心里排了一个顺序，排完之后又推翻重新排了一遍，直到确认每一步都不会走冤枉路。做完这些，她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灰，走到炕边看了看两个孩子。明远和明翰还在睡，明翰已经把被子蹬掉了一半，一条腿搭在明远肚子上，明远也没推开，就那么让他搭着。她把被子重新掖好，在两个孩子额头上各轻轻亲了一下，然后转身走到院子里，开始收昨晚晾的被单。
陆建设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天色由黑变灰、由灰变白。第一缕晨光照在东边山梁上的时候，他已经骑上了那辆旧自行车，车后座上夹着一摞文件袋，里面装着所有跟周明远有关的账目、合同和回款记录复印件。他的腰在深圳工地上落下了毛病，睡硬地板一宿都缓不过来，但今天他骑在车上，腰杆挺得比任何时候都直。他要先去镇上找周明远，然后去派出所报案，再去一家一家地跑债主。
车子蹬出去之前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田秀芹站在院门口，身上还披着那件旧棉袄，头发被晨风吹得有些散乱，但她站得很直。她的背后是那排青砖厂房，厂房顶上那根烟囱正冒着细细的白烟——昨晚值夜班的工人已经起来接班了，机器运转的低沉嗡鸣从车间里传出来，像这片土地上不肯停歇的脉搏。她朝他举了一下手里的抹布，那个手势很短，像是在说：去吧。家里有我。孩子有我。娘有我。
他点了点头，蹬上车，驶上了村口的土路。土路被晨露打得微潮，车轮碾过去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路两边是收割过的玉米地，秸秆被捆成一垛一垛地码在地头，在晨光里像沉默的哨兵。他骑得很快，风灌进他的衣领里，凉飕飕的，但他不觉得冷——心里那团火烧得太旺了，烧得他胸口发烫。
镇上周明远租住的那间屋子他去过很多次。周明远每次从省城回来都会在这里住几天，偶尔也叫陆建设来喝酒吃饭。房间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墙上挂着全县地图和销售网点分布表，桌上常年放着一台旧电话和一本翻烂了的客户通讯录。陆建设记得有一回他坐在这里喝酒，周明远指着墙上的地图跟他说，以后咱们要把陆记的布卖到这张图上的每一个乡镇去。那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有干劲、有想法，是能一起把事做大的人。
现在那扇门虚掩着，门板被风吹得一开一合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像是老人在咳嗽。陆建设伸手推开门，屋里一片狼藉。被褥、衣物、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消失了。墙角那台旧电话机还在，但电话线被扯断了，断口处露出细细的铜丝，像被咬断的血管。墙上只剩下几枚孤零零的钉子，原来挂着的地图和表格全都不见了，只留下几个长方形的灰尘印子——地图印、表格印、还有一个相框印，相框里原来放的是周明远和陆建设在厂门口拍的一张合影，照片上两个人并排站着，背后是那块刚挂上去的“陆记纺织”招牌。
地上散落着几张揉皱的废纸，陆建设蹲下来捡起一张。是周明远的字迹——一份客户名单，七八个名字和电话号码，字迹潦草但能辨认。最下面一行被划掉了，划得很用力，笔尖把纸都戳破了，像是在划掉一个不能留下的名字。陆建设把那张纸翻过来，背面是一行更潦草的字，像是在匆忙中记下的：“南边。广州。中山路138号。”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怀里，站起来在空荡荡的屋里站了很久。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他脸上。他的表情看不出愤怒，也看不出悲伤，只看到一种很深的、像是刻进骨头里的沉默。房东揉着惺忪的睡眼从隔壁过来，靠在门框上说“他两天前就退了房，走得很急，连押金都没要，我还以为他家里出了事”。陆建设问“他有没有说过要去哪里”。房东想了想，说“没细说，就跟我说要出趟远门，可能要很久才回来。对了，走之前他接了个电话，好像提到了‘南边’。”
南边。南边那么大，深圳、广州、珠海，随便一个城市都能把一个人吞得渣都不剩。陆建设把那张揉皱的客户名单折好放进怀里，转身走了。
从镇派出所出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。接待他的民警态度客气但话不中听，一边填表一边说这种事太多了——年前隔壁镇一个做木材生意的被骗了八千多，到现在都没破案；年后另一个镇一个倒腾化肥的被骗了一万二，也是人跑了钱没了。“你们这些私人做买卖的，跟人合伙之前得查清楚底细。我们尽力，但你别抱太大希望。”民警把笔放下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目光里有同情也有一种“你自找的”的无奈。
陆建设接过那张报案回执单，折好放进怀里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转身走了。走出派出所大门的时候，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照在他脸上，他眯了一下眼，觉得那光线像刀子一样刺眼。他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，空气里有派出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飘来的淡淡槐花香，跟他家院子里那棵槐树是同一个品种。他想起他爹活着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——“人这一辈子，总得栽几个跟头。栽了跟头不可怕，怕的是趴在坑里不爬起来。”他那时候小，不太懂，觉得栽跟头就是摔跤，摔了疼一阵子就不疼了。现在他知道了——栽跟头不是摔跤，是有人从你背后踹了一脚，你摔倒了还要自己爬起来，爬起来之后还要继续往前走，因为身后还有一家老小、一厂工人、十几户合作农户，他们都指望着你，你不能趴下。
他骑上车，开始一家一家地跑债主。
老马的棉花铺子在镇子东头，门脸不大，后院堆着成垛的棉包。他欠老马将近四千块的棉纱款，是最大的一笔原料债。老马正蹲在院里抽旱烟，看见他进来，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，抬头打量了他一眼。老马做了二十来年棉花生意，什么样的客户都见过，赖账的、跑路的、哭穷的、装死的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但他从没见过一个欠债的人主动上门来谈还款方案的——通常都是债主追到欠债的人家里去，拍桌子砸板凳地要钱。
“你气色不好。”老马说。
陆建设在他对面蹲下来，把来意说了——钱被卷了，四千块不能一次还清，分三个月，第一批下个月底还一千，第二批年底还一千五，剩下的年后再还清。他从怀里掏出提前写好的还款计划书递过去，上面签了字、按了手印、盖了陆记的章。计划书上的字是一笔一划写的，没有一处潦草，每个数字都反复核对过。
老马接过那张纸看了半晌，烟袋叼在嘴里忘了吸。“利息呢？”
“按信用社同期利率算。”
老马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，别回腰上，又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看了很久，像是在称一个人的斤两。然后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自己兜里，说了一句：“利息不要。但有一条——还不上，我拉机器抵债。”
“行。”陆建设站起来，朝老马微微鞠了一躬。
从老马铺子出来，又跑了三家。每家都是一样的流程——坐下，说清楚欠多少、什么时候还、利息怎么算，把还款计划书递过去，一条一条地解释。有的答应得痛快，拍拍他的肩膀说“不急，慢慢来”；有的犹豫了一阵才点头，把计划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才签字；有的骂了几句才签字，说“你们这些私人办厂的就是不靠谱，今天不被这个人坑明天就被那个人骗”。有个姓黄的辅料商态度最差，指着鼻子骂了一刻钟，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，说你们这些私人办厂的不靠谱，还不如趁早关了门回去种地，省得害人害己。陆建设听完了，没有反驳一个字，只是把计划书放在桌上，鞠了一躬，走了。
他走出去的时候姓黄的还在后面骂。他继续往前走，脚步没有加快也没有放慢。骂声渐渐远了，被午后街上的自行车铃铛声和卖豆腐的吆喝声盖了过去。阳光照在他后背上，把影子拉得很长，他的背微微弓着——不是驼背，是那种扛了太多东西之后不自觉地往前倾的弧度。
到家时天已经黑了。他刚把自行车支在院里，就看见几个黑影站在院门口。赵老栓打头，后面跟着孙木匠、刘老三、李会计，还有最早从陆记领棉纱回家纺线的刘大嫂。几个人在院门口站成一排，手里都攥着东西——有的是钱，有的是存折，有的是用布包了好几层的票子。他们在暮色里看着他，没有人说话，但每个人的目光都往同一个方向使着劲，那种劲道比任何语言都有力量。
明翰从堂屋门口探出半个脑袋，手里攥着一个啃了一半的冷馒头。四岁的孩子还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知道家里最近气氛不对——爹每天早出晚归，娘走路都带着小跑，奶奶在藤椅上坐到半夜还不睡觉。他看见他爹站在院门口被一群人围住，想跑过去，被明远从后面拉住了衣领。明远把弟弟拽回门槛上坐好，小声说了句“爹在忙”，那语气跟他娘一模一样——稳，不慌。明翰没闹，只是把馒头掰成两半，一半放在门槛上留给哥哥，一半塞进自己嘴里，腮帮子鼓鼓地嚼着。
赵老栓第一个上来，把一卷票子塞进他手里——是前阵子刚还的那一百八，连动都没动过。票子上还带着炕柜里樟脑丸的气味，凉丝丝的。“先紧着急的债还，我的不急。”他说完转身就走，步子又大又快，不给陆建设推辞的机会。
孙木匠递过来六十块。他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木屑和胶痕。“你爹当年修纺车，那把旧菜刀是我帮他磨的。这钱你先用，缓过来再说。”
李会计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里面除了钱还有一份连夜做的债务方案——哪笔该先还、哪笔可以延、哪笔能用货抵，用红笔蓝笔标的清清楚楚，每一条方案的后面都附了计算过程和风险提示。“你这六万块的缺口，要马上付的现款其实不到一万。账上的活钱加上我们凑的，扛得过这个月。下个月的事，下个月再想办法。”
刘大嫂最后一个上来。她从怀里摸出红布包，一层层打开。红布是旧的，边角磨毛了，但洗得很干净。里面是几十块皱巴巴的零票——五块的、两块的、一块的，最大面额十块，用橡皮筋扎着，总共不到六十块钱。她把钱往他手里塞的时候，嘴唇动了动，眼眶红了，但没有哭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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