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58章 丹麦 (第1/2页)

哥本哈根，阿马林堡宫。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，晨。
　　
　　今天的哥本哈根与二十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。
　　
　　丹麦的港口码头上升着红旗，那是丹麦共产党的党旗。
　　
　　但更多的人会告诉你，那面红旗就是丹麦的国旗，只是有些不同罢了。
　　
　　从一战结束到一九三六年，丹麦走过的这条路，不是流血的革命，是无声的潮水。
　　
　　潮水涨起来的时候，你感觉不到它在推你，但当你回头去看，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推着走了很远很远。
　　
　　一九一八年，德国革命成功的时候，丹麦人隔着国界观望，心情是复杂的。
　　
　　他们和德国打了多年的战争，在普丹战争中输掉了石勒苏益格-荷尔斯泰因，对南方的这个邻居有着天然的警惕。
　　
　　但警惕归警惕，生意还是要做的。
　　
　　德国战败了，被封锁了，但德国人需要吃饭，需要原料，需要把东西卖出去。
　　
　　丹麦在地理上是德国通往北大西洋最便捷的门户，斯卡恩的港口在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交界处，船从这里过，不需要绕行日德兰半岛的长长海岸线。
　　
　　德国人需要丹麦，丹麦人也需要德国——战争结束了，丹麦的农业需要出口市场，工业需要进口原料，而德国是最大的买家和卖家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在德国被英法等国封锁的那些年里，丹麦成了德国对外联系的一根毛细血管。
　　
　　不粗，但一直在跳。
　　
　　德国的工业品从丹麦的港口伪装成丹麦货物运往英国、美国、法国——那些禁止与德国直接贸易的国家。
　　
　　英国和美国的原料经丹麦中转流入德国的工厂。
　　
　　哥本哈根的商人们在那几年里赚得盆满钵满，不是因为他们爱德国，是因为生意就是生意。
　　
　　这笔买卖，既救了德国，也养肥了丹麦。
　　
　　但金钱不是潮水的全部。
　　
　　真正推动丹麦转向的，是思想。
　　
　　二十年代初期，德国的革命浪潮已经平息，取而代之的是扎扎实实的建设。
　　
　　德国工人住进了新房子，德国农民分到了土地，德国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。
　　
　　这些消息从南边逐渐传了过来，丹麦人的眼睛里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，是能吃饱饭、有尊严、有未来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社会民主党在丹麦有长期的传统，但传统的力量在实打实的变化面前变得单薄了。
　　
　　二十年代中期，丹麦共产党从一个边缘小党开始成长，从一个边缘化的政党逐渐变成了一个在丹麦能举足轻重的大党。
　　
　　经济危机像一把锤子，把犹豫最后的那层壳砸碎了。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，丹麦的农产品价格跌了将近一半，失业率从百分之十几飙升到百分之三十以上。
　　
　　政府削减开支，削减救济金，削减一切能削减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农民破产，工人失业，渔民的船停在港口里出不去，因为鱼卖不掉。
　　
　　这时，德国人来了。
　　
　　他们带着德国工业产品——化肥、农机、水泥、钢材。这些东西丹麦都需要，而且德国人愿意记账，不要求立即支付。
　　
　　同时，德国人向丹麦开放了自己的农产品市场，丹麦的猪肉、黄油、鸡蛋可以免税进入德国。
　　
　　这不是施舍，是互助。但互助的前提是——你得是我们这边的人。
　　
　　丹麦旧政府在危机中摇摇欲坠。
　　
　　一九三三年，在德国的推动和共产国际的协调下，丹麦社会民主党、丹麦共产党和一部分左翼农业党达成了历史性的妥协——国家权力逐步转向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“人民阵线”政府。
　　
　　不是暴力的夺权，是议会的选举，是选票的累积，是旧政府在经济危机面前的无能和失信让人民把票投给了左翼。
　　
　　一九三四年，丹麦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选票，与社会民主党联合组阁。
　　
　　新政府的第一项政策不是国有化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，是参照德国模式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。
　　
　　失业救济金恢复了，恢复了还不止，还提高了；免费医疗覆盖了所有公民；教育经费大幅增加，学校从城市扩展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。
　　
　　这些钱从哪里来？
　　
　　一部分来自税收——对资本家和大地主增税；一部分来自德国的低息贷款和贸易顺差。
　　
　　丹麦的转型，不是砸烂旧世界，是把旧世界的砖头一块一块地抽出来，换上新的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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